张冰：我们团队代理的案件数量其实没减少，但金额降低了很多，而且有个明显趋势：男足的讨薪案越来越少，女足的反而越来越多。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女足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反而欠薪情况变突出了。这些年我一直代理男女足球员的相关案件，其实我们团队早就开玩笑说，帮球员维权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们的讨薪案子越来越少——环境越规范，欠薪越少，我们的这类案件自然会减少。 不过我并不担心业务问题，因为中国足球市场在发展，案件类型会发生变化。当市场从“欠薪为主”变成成熟市场后，注册纠纷、转会纠纷、俱乐部之间的青训补偿纠纷等会多起来。你看欧洲有些律所，整个律所都只做足球法律服务，他们几乎没有欠薪案子，但依然有很多业务，就是因为有这些类型的纠纷。 以前拿到欠薪裁决后，俱乐部不执行，我们只能等转会窗口或准入时才有可能逼着他们履行，比如3月份拿到裁决，可能要等到第二年1-12月准入时才有结果；但现在，中足联的纪律委员会会日常督促俱乐部履行，这背后我们团队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经常发邮件、打电话催促足协（中足联），给他们施加压力，这样对俱乐部后续准入也有好处。 还有一个变化是，通过仲裁解决的欠薪案少了，但和俱乐部和解的案子多了。有些我以前经常起诉的俱乐部，慢慢想明白了：与其一直耗着最后付出更多成本，不如早点和解。现在很多俱乐部收到我们的律师函或仲裁通知后，会主动和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要让俱乐部付出多大代价，核心是解决球员的问题——如果俱乐部愿意早点解决，我也会劝球员做一些让步，我们更像是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润滑剂。 有个俱乐部总经理曾经跟我抱怨：“这些球员从小在我们俱乐部踢球，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现在居然听你的不听我们的，让他闹他就闹，让他不闹他就不闹，到底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回答他：“这正是你们需要反思的。我不需要反思，我只是帮球员维权，而你们这么多年培养他，他最后却信任我不信任你，肯定是你们严重侵害了他的权益——如果是小问题，看在感情的份上，他也不会跟你们翻脸。” 现在很多俱乐部也在慢慢反思，处理欠薪问题更积极主动了。当然，也有俱乐部变得更“坏”，会想各种办法对付球员，但法律上他们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手段越极端，反而会倒逼我们提升应对能力，相当于互相“成长”。现在国内很多俱乐部遇到我们团队其实有点怕，因为这么多年的案例证明，我预测的结果往往是对的，我常跟他们说“早点听我的，你们损失会更少”。 不过也有让人费解的情况，比如明明裁决出来后直接支付能少花钱，却非要等法院冻结账户划款——尤其是一些国有俱乐部，可能领导觉得“法院划款后责任就不在自己身上了”，但其实账户冻结的是国有资产，反而会造成更多损失，这种行为我特别不能理解。 总体来说，欠薪纠纷金额下降、类型变化，是大环境改善的结果，但案件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比如上周（注：1月下旬）就有15名女足球员找我，涉及两家俱乐部的欠薪，金额都很小，多的一万多，少的几千块，甚至还有球员帮俱乐部垫钱买训练用水，俱乐部都不报销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些投资人搞女足俱乐部根本不是为了踢球，而是为了“卖证”——球队能拿到运动健将证，他们收了球员的钱，最后只办出两张证，这其实已经涉嫌诈骗了。之前佛山有个俱乐部总经理就因为这个被抓了，我觉得未来一年，可能还会有女足俱乐部的总经理因为类似的“卖证”问题被公安认定为诈骗抓进去。 二是球员的法律维权意识变强了——以前很多球员会在空白纸上签字，现在都会仔细看合同再签，和俱乐部沟通时会保留微信聊天记录或录音，集体维权的意识也有了，甚至形成了球员工会的雏形。 他们知道“一个人维权可能被打击报复，但10个人一起维权，老板就会弱势”，而且会统一找我对接，老板最后只能跟我谈，这样能争取到最好的条件。 足协最大的进步就是纪律处罚程序的压力更大了，当然这也离不开我们的催促；俱乐部应对欠薪的方式也更规范了，球员维权意识提升后，很多问题在找我之前就自己和俱乐部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欠薪纠纷减少后，其他类型的案件一定会增多，比如转会、注册、处罚相关的纠纷，这才是正常的联赛生态——现在去中国足协和体育总局的纠纷里，80%以上都是欠薪，这其实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