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在与伊朗开战的第十天，唐纳德·特朗普在位于迈阿密的特朗普多拉尔高尔夫球俱乐部向共和党议员发表讲话，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干预描述为“一次小小的远足”。当天晚些时候，在该度假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这究竟是一次远足还是一场战争时，他回答说两者皆是：“一次能让我们远离战争的远足。”他接着宣称，此次行动“大大超前于计划”，并将“很快结束”。 事实证明，特朗普的所谓“远足”是一次走向灾难的行军。他的行动目标已从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该能力据称已于去年6月被“完全摧毁”)转变为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行动前的局势。无论目标为何，战前状态已无法恢复。以军事力量使海峡重新向西方船只开放，可能导致美军重大伤亡，且意味着一旦美军撤离，海峡将重新被伊朗控制。特朗普无法在宣布胜利的同时全身而退。即便重新开放海峡的停火计划能够达成并落实，德黑兰也已占据上风。遭到狂轰滥炸的伊朗政权或许已经开启美帝国权力的最终解体进程。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批准对过境海峡船只征收通行费的提案，并为友好及不结盟国家的船只提供安全通行保障。伊朗议会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带有嘲讽意味的帖子，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写道：“特朗普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权更迭’梦，但改变的是该地区的海洋秩序！霍尔木兹海峡当然会重新开放，但不是为你们开放；它将向那些遵守伊朗新法律的国家开放。47年的款待(通行便利)永远结束了。”通过控制这条国际水道，伊朗如今已掌控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 “史诗怒火”行动的风险并非不可预见。美英等国头脑冷静的军事专业人士多年来已数十次推演过与伊朗的冲突。特朗普收到过警告，但他选择不听。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要让这条通道变得不安全，船只甚至不需要被击沉。只需存在可信的威胁，船只便无法获得保险。在与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形成双重封锁的情况下，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将被切断。食品供应以及半导体和塑料的关键原料供给将出现严重短缺。全球经济受到影响将不可避免。 正在上演的这场闹剧不仅仅是战略失误的结果。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其权威著作《愚政进行曲：从木马屠城到越南战争》中描述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府如何顽固地推行违背自身利益的政策，哪怕存在更好且已知的替代方案。 特朗普对伊朗的战争恰恰体现了塔奇曼所说“愚政”的所有特征。总统及其圈子设想，通过斩首领导层，就能使政权瘫痪。但伊朗政府层级复杂，已深深嵌入社会之中。他们将战斗至死。有些人甚至可能将战死视为殉道的机会。白宫刻意忽视这些事实，以及伊朗对低成本不对称战争技法的精通。 特朗普的战争正是塔奇曼所说的“愚政”。在政治上，这只会损害他自身，推高加油站油价，恶化他在11月中期选举中本已渺茫的前景。这违背了他不再打“无休止战争”的竞选承诺，并使他与日益分裂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基本盘中倾向新孤立主义的“美国优先”派疏远，同时增强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他的远征只会使他被边缘化。即便是欧洲极右翼也在与他保持距离。 在中东，这场战争动摇了美国霸权的金融根基。提供安全保障是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的石油美元体系的基础。当时，1944年达成的确立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一定程度上因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巨额开支而崩溃。为支撑不断贬值的美元，尼克松政府指派亨利·基辛格与沙特阿拉伯谈判达成一项互惠协议。结果便是石油美元体系。没有石油美元，美国不断膨胀的赤字将愈发不可持续。 在某些方面，海湾国家比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的状态更为脆弱。随着导弹不断穿透其防空系统，安全溢价消失，迪拜及阿联酋其他城市出现了可怕的景象：酒店空置、泳池干涸、汽车被沙尘掩埋。所有这些城市都依赖脆弱的海水淡化厂维持生存。大规模撤离、人口流离失所和巨大难民危机等末日场景并非不切实际。 无论战争如何结束，结果都将是伊朗的重新崛起。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本就注定会增强德黑兰的影响力，使伊朗成为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的主导力量。这一次，伊朗实力得到的提升要大得多。作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仲裁者，伊朗已成为全球石油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当计入交通和工业需求时，可再生能源仅能满足人类能源需求的一小部分。当前形式的全球化是碳氢化合物的副产品。 特朗普的“远足”已走入死胡同。如果他从中东退却，曾受美国保护的国家将不同程度地在中立与组建反伊朗复兴联盟之间摇摆。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曼面临的威胁比战前更为严峻，将不得不周旋于多重威胁之间。如果他选择“完成工作”并发动地面行动，美国将被拖入一场比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加起来更严重的灾难。 这场战争最重大的后果，将是美利坚帝国构想的完全破灭。美国的建国者们曾构想把美国塑造成一座“山巅之城”，将欧洲诸帝国远远抛在身后，表面上摒弃了一切带有帝国强权色彩的事物；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获取了多片按传统欧洲标准形同殖民地的领地：加勒比与太平洋诸多小岛、阿拉斯加、夏威夷、菲律宾及巴拿马运河区。特朗普重振“门罗主义”，正是意图回归这种旧世界的帝国秩序，宣称美国对西半球的宗主权。 20世纪，随着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上极力提倡“民族自决”，帝国构想发生了蜕变。推广美式政体成了一项“反帝事业”，号称要增进全人类的权利与抱负。在各国不同的历史身份表象之下，不少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理想的美国人”。 当下这场灾难，正是源于这类异想天开的观念。无休止的空袭既无法唤醒人们心中虚构的“美式自我”，也无法煽动民众对抗本国政府；尤其当民用设施成为打击目标时，只会让民众一致对抗侵略者。 这并非单纯是历史教训被无视。特朗普发动的战争，更像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强迫性重复，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过程，大脑会反复践行那些无法被清晰记起的经历。特朗普或许只顾眼前，却似乎被一股冲动驱使，想要重塑过往、重申美国(乃至他本人)的伟大。他一边拆掉白宫历史悠久的东翼，试图修建一座或许永远无法落成的宏伟宴会厅；一边又执意摧毁那套未能按他自身意愿重塑的全球秩序。当幼稚的全能幻想遭遇顽固的现实，回应便只剩盲目的怒火。此时，精神病理学或许比地缘政治学更能解释这一切。从更深层、也比常人认知更甚的意义上说，唐纳德·特朗普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这类“特朗普驯导者”以为能给特朗普的决策注入一丝理性。但特朗普的逻辑是本能的，而非理性的。北约或许徒有其名地存续，但跨大西洋联盟在实际运作中已名存实亡。美国正回归1914年前的轨迹，成为一个与欧洲割裂的文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