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击运动国家级教练田红及其儿子付义涵一审被判走私武器罪一案备受关注。4月17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田红的二审代理律师聂敏处获悉，案件上诉后，因检察人员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向二审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决定延期审理，目前正处于延期审理期限内。 聂敏表示，近期田红母子在看守所与各自的辩护人分别进行了会见，此次延期审理期限为1个月，延审期限为2026年4月5日至5月5日。 红星新闻此前报道，一审法院审理认为，2015年至2023年，被告人田红、付义涵在经营被告单位匹林公司过程中，在明知我国枪支管理规定，该公司不具备运动枪支零部件进口、销售资质的情况下，自德国、瑞士等地采购多个品牌的运动枪支零部件，通过旅客藏匿方式从香港经深圳走私入境，或者委托文某以楚运国际公司、楚运报关公司名义，伪报品名和用途走私入境。 经统计及鉴定，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其中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273件，其余均为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其中通过文某伪报入境枪支散件1542件(均系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上述运动枪支散件走私入境后销售给国内射击运动队、体育运动及部分中标体育器材企业。 一审宣判后，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已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罪，理由系“上诉人无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行为动机系帮助射击运动发展，解决体育训练用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无牟利目的”等。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从田红的二审代理律师聂敏处获悉，田红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罪。 1966年出生于辽宁营口的田红，案发前是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气步枪运动队教练，同时也是广州匹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匹林公司”)实际控制人。 “营口发布”曾公开发布，1987年6月2日，营口市射击运动员田红在全国六运会射击预赛中，以标准步枪60发卧射598环的成绩平了世界纪录。 田红的丈夫付钧退休前为国家级教练，曾培养易思玲、李佩璟等奥运冠军。付家三代均从事射击运动，儿子付义涵也曾随队获亚洲气枪锦标赛冠军。 案件一审判决书显示，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匹林公司、被告人田红、付义涵、文某犯走私武器罪，向北京四中院提起公诉。被告单位及三名被告人均认罪悔罪、自愿认罪认罚，辩护人则请求从轻量刑。 判决书还列明了包括匹林公司员工、前员工及部分射击采购负责人等在内的多名证人证言，涉案枪支配件主要为气瓶、瞄准具、准星等。 朱某作证，在华兴荣耀（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负责枪弹库的出入库登记，并负责国家射击队运动枪支的维护、维修。朱某证言称，国内各省、市射击类竞技单位只能从华兴公司采购枪、弹以及枪支配件。 这涉及严格的申报、审批流程：华兴公司购买的射击器材主要有德国、奥地利、瑞士产的一些品牌。华兴公司每年都会向上述国外枪支生产厂家要生产目录，同时制定国内的“枪、弹、零部件的采购目录”。各省运动队采购时，根据目录上的采购信息来订购所需要的器材种类、数量。 装备中心或华兴公司都会在每年4至6月发通知，组织全国射击类竞技运动单位采购器材。由各省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统计各省、市相关单位的采购需求，上报到华兴公司采购平台，华兴公司再上报到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由经济司将采购需求上报公安部审批。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审批通过后，各省体育局或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付款至华兴公司，由华兴公司向国外生产厂家订货。 国外厂家接到华兴公司的订单信息后组织货源并发货，报关公司清关后将货物运输到华兴公司的库房。货物入库后，华兴公司会制作“调拨单”发至库房，由库房制作提货通知单，各省根据提货通知单去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办理运输证后提货。 一名持久从事射击运动相关工作的资深人士章某（化名）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上述采购、审批流程较长。在实际训练中，每个运动员会配备一定量的枪支和配件，运动员训练时配件损耗具有不确定性，且枪型更新快、训练需求增加，配件消耗随之加大。如果提前报批的配件审批还没下来，或训练中损坏的配件未提前报备，涉事枪支可能闲置一年才能更换配件。 章某回忆，他与田红夫妻相识多年。起初田红通过匹林公司销售国外品牌射击服装，也与国外品牌积累了一些渠道；作为资深教练，她也会给自家运动员带些配件。射击圈教练之间常互相帮助，若有教练带的运动员器材损坏，大家会帮忙借新配件。田红最初借出的不少配件近乎赠送，但时间一长，毕竟这些配件也不便宜，且她这边可开发票，经众人建议后才开始出售。 一名射击运动负责采购的证人曹某提到，华兴公司相较田红的公司，配件种类不全，到货慢。其采购时均以公对公方式付款，田红公司也会开具枪支配件相关发票。 另一名教练王某作证时称，有时教练员或运动员急需使用配件，田红会先发货，待后期招投标时，再将这部分配件纳入招标范围，通过招投标流程完成后续手续。 付钧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匹林公司确有走私行为。他还提到，射击项目枪支零配件种类多，故障配件的种类及数量难确定，加之受年度预算和采购周期限制，各射击队伍常面临配件故障却无法及时补充的问题。为保障训练正常开展或解决竞赛急需，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工作积累了行业资源与经验，公司以成本价加低服务费的价格，通过公开招投标向各地市队伍销售配件。他还称，匹林公司销售服装等有稳定收入，此次案件审理得知配件总账获利为四万多元。 田红到案后供述，2016年左右，不少射击教练得知她售卖射击器材，便托她帮忙采购气枪配件。因国外采购费用无法在国内报销，必须通过她的公司走账才能完成报销流程，她从中收取的报酬扣除关税等费用后所剩无几。她销售的气枪配件均为订单式采购，仅偶尔在年底多备一些库存。 匹林公司的日常管理由付义涵负责，其进口气枪配件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货物运至香港，再由公司人员携带入境且不向海关申报；二是按正规流程向海关申报进口。付义涵负责对接广州楚运公司办理清关事宜，对接人为“文先生”。 田红告诉付义涵，报关时货物品名不得出现“枪”字，因为国家对枪支的管理很严格，担心申报为气枪使用的气瓶会被禁止进口，遂要求其以 “空气压缩用气瓶”的名义申报。事实上，匹林公司并无进口气枪配件的相关资质。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2015年至2023年，被告人田红、付义涵在经营被告单位匹林公司过程中，在明知我国枪支管理规定，该公司不具备运动枪支零部件进口、销售资质的情况下，自德国、瑞士等地采购多个品牌的运动枪支零部件，通过旅客藏匿方式从香港经深圳走私入境，或者委托文某以楚运国际公司、楚运报关公司的名义，伪报品名和用途走私入境。经统计及鉴定，共走私入境枪支散件2446件(其中以火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273件，其余均为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其中通过文某伪报入境枪支散件1542件(均系以气体为发射动力的枪支散件)。上述运动枪支散件走私入境后销售给国内射击运动队、体育运动及部分中标体育器材企业。 法院认为，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文某的行为均构成走私武器罪。法院指出，成套枪支散件以相应数量的枪支计，非成套枪支散件以每30件为一套枪支散件计。折合下来，匹林公司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72套，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9套；田红、付义涵参与以上全部犯罪；文某参与走私的折合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散件51套。 法院认为涉案枪支散件虽数量较大，但仅在合法体育竞技范围内流转，相关单位管理规范，未威胁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文某均自愿认罪认罚。付义涵、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且均能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对二人分别予以减轻处罚。 2025年11月28日，法院判决匹林公司犯走私武器罪，判处罚金300万元；田红、付义涵犯走私武器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年，并分别处罚金20万元、10万元；文某犯走私武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在案冻结、扣押的款物依法予以处理。 红星新闻记者从田红代理律师聂敏处了解到，一审宣判后，匹林公司、田红、付义涵已上诉，请求撤消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无罪，理由系“上诉人无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行为动机系帮助射击运动发展，解决体育训练用品供应不足的问题，无牟利目的”等。 聂敏提到，从配件性质上看，瞄准镜、准星等系射击与射箭通用体育用品，射箭项目中的配件不受任何管控，同样性质的配件鉴定为枪支散件并不合理；数量统计与走私数量认定亦存在证据不足问题。有一部分，是其他渠道自行从国外购买带回，无法进行报销，匹林公司帮忙开了发票。另外有一部分涉案气瓶，是其他渠道购买后，发生了质量问题，被国外厂家召回，田红协助进行了召回配件的更换。律师认为，涉压缩气体动力枪支案件应采“数量+情节”标准，应考量到没有走私武器主观故意等特殊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