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年，英国知识界以技术革新和制度演变的视角，论述了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文明的意义。这种思想也对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发生过一些影响。 这几年，西方世界越来越沉迷于“意识形态优先”，很多政策都脱离生产力发展轨道，搞得自己内部矛盾不断积累、外部关系日趋紧张。一系列的错误主张，让整个西方越来越迷失。 西方国家纷纷寻找突破自身困境的出路，先是加拿大总理在达沃斯发表了“世界秩序崩坏”的演讲，同时，欧洲多国也在做出转向。 斯塔默多次表示，前几届政府对华政策缺乏连贯性，错失了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深化合作的机会。英国媒体披露，唐宁街10号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把头埋进沙子里、忽视中国的重要性，只会让英国变得更加贫穷和不安全。 真正的“不安全”，是民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存焦虑。和前几届英国政府以所谓“安全问题”叫停与中国的合作不同，斯塔默政府明确提出，保护自身安全的最佳途径是积极的接触和务实的合作，而不是关闭大门。 2024年至2025年间，英国商品出口占总出口（包括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比例降至40%左右，远低于2000年时的三分之二水平，创下历史新低。服务业虽是优势支柱，但其增长已不足以转化为整体经济的新动能。 问题传导至社会民生层面更加直观。2018年以来，英国CPI急剧攀升，一度跨越两位数，导致英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上升。陷入“极端贫困”的家庭数量创下纪录——这意味着他们的年收入不足以覆盖基本食品、能源账单和衣着开支。 英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相关论著早已指出：政党政治已逐渐脱离其社会根基。曾经，英国的政治运作基于民众需求与现实发展，如今却背离了这一传统，公民参与日益衰退，政党与政治领袖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维护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话语，实际内容却日趋空洞。 斯塔默率领工党重新执政，要改变僵局。正如他此次访华期间反复强调的“我是为了英国人民而来”，其潜台词清晰而有力：必须终止那种牺牲普通民众利益与久远福祉的旧有路线。 工党议员对斯塔默的评价是“顽强、严谨、勤奋、聪明”，他注重解决问题、制定方案并完全完成任务的特点，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8年前，跟随时任英国首相梅访华的英国企业，多聚集在工业制造和科技等行业。而此次代表团更偏重金融、法律服务机构和创意财产——这些行业，可以说是英国经济最后的“家底”。 中方明确表达了深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清洁能源等新兴财产合作的意愿。据外媒披露，尽管面临着一些来自内外部的政治压力，英方也想谈生命科学和绿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这种模式代表了英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的新定位：提供核心软件与服务创新，而非传统硬件制造。而当这种创新与中国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和庞大市场对接，能够转化出更大的价值。 中英两国不仅拥有货物贸易额约1037亿美元、服务贸易额有望突破300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近680亿美元的合作空间，更面临着在新一轮生产力变革浪潮下，双方如何基于实际、找准各自定位与相处之道的重要课题。 中英代表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类国家：英国是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中后期的老牌工业国，在许多定义下被视为一个相对衰落的中等强国；而中国则是一个工业体系完整、各类财产处于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英国此次展现出的务实转向，恰恰与中国提倡的发展理念相向而行。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英方秉持大历史观，超出分歧、相互尊重，把中英合作“大有可为”的潜力转化成“大有作为”的实绩，为中英关系与合作开新局，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惠及世界。 在国际政治的博弈场上，英国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过去几个世纪，英国曾在一些关键节点做出顺应时代大势的选择——从二战时的战略抉择，到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再到“全球英国”的布局。曾几何时，英国的选择是西方阵营的风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