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月19日下午，北京时间今天（1月20日）清晨，在联合国防止及惩治危害人类罪外交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日方代表在发言中对中方提出无端指控，中方代表当场行使答辩权予以驳斥。中方代表表示，二战期间日方犯下的罪行不容否认，而危害人类罪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滔天罪行的高度概括和准确描述。 中方代表还当场质问日本“对待历史到底是什么态度”，并指出日本从来没有真正地认罪悔过！近期日方有关错误言论更是进一步暴露了复燃军国主义的危险动向。中方正告日方，正视历史铁证，深刻反省罪行，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座重达9.5吨的千年石碑，在日俄战争硝烟中被秘密鉴定并掠夺至日本，碑文凝固了盛唐封爵边疆的荣光，也刻下了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屈辱记忆。 “敕持节宣劳靺羯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寥寥三十余字，却承载着一段盛唐时期中央政府封爵边疆地方政权的历史记忆。 这就是唐鸿胪井碑，一块立于公元714年的珍贵文物，曾默默伫立在旅顺黄金山北麓，面朝大海，背靠山河。它见证了千年的时光流转，却在20世纪初被掠夺至日本，如今深藏于日本皇宫之内。 这部新书系统梳理了所有存世的相关资料，包括原址与日本现存的图片、题刻拓片、历史档案文献及百余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编委会在发布仪式上向日本文化机构代表赠书，双方共同发表宣言。 宣言呼吁日本政府尊重历史事实，遵循国际共识，早日返还唐鸿胪井碑。这一行动标志着对这件流失文物的追索进入了新的实质性阶段。 唐鸿胪井碑是唐代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地区的直接物证。公元714年，唐玄宗派鸿胪卿崔忻前往封爵靺鞨首领大祚荣，为纪念这次封爵盛典，崔忻在旅顺凿井两口、立碑记验。 除唐代原刻外，碑身还保留了明清时期官员学者的七则题刻，层层叠加的历史印记使这块石碑成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载体。 据史料记载与实地丈量，唐鸿胪井碑体量十分恢宏，素有“其大如驼”的说法。日本学者渡边谅的丈量数据显示，整碑宽3米，厚2至2.5米，高1.7至1.8米，重量约达9.5吨。 唐鸿胪井碑的流失是日本系统性掠夺中国文物的典型案例。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积贫积弱的清政府被迫宣布“局外中立”。日军占领旅顺后，立即启动了对当地文物的“搜集”工作。1905年7月，日本海军通过外务省秘密委托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对唐鸿胪井碑进行鉴定，确认其价值。1908年4月，在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的直接安排下，石碑与碑亭被整体“搬运”至日本，后置于皇宫内的建安府。 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造，唐鸿胪井碑被日本单方面界定为“国有财产”。这一认定完全无视了文物非法流失的历史事实。日俄战争是两国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非正义战争，清政府并非交战方，唐鸿胪井碑与俄国毫无关联。日本将其作为“战利品”掠走，缺乏任何法理依据。二战后，中国与国际社会已从法理层面否定了日本在华非法侵占的各项权益。 唐鸿胪井碑镌刻着中国古代王朝封爵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厚重历史，对中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政治意义、深远历史价值与独特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定位，与国际社会关于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标准高度契合：它精准匹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中“有关历史……以及有关国家重大事件的财产”的核心界定，同时也完全符合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中“对于请求国具有特殊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关键要求。唐鸿胪井碑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分量最重的“流失国宝”之一。 2024年，中国联合18个文物原属国共同发布《青岛建议书》，为破解历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还这一国际性难题，提出了兼具原创性与可行性的中国方案。我们深切希望并郑重呼吁，日本政府及国际社会能够积极促成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返还。更期待以这一案例为契机，共同推进建立国际文化遗产领域的公平正义新秩序，让流失的文明瑰宝回归故土、重续文脉。 事实上，围绕唐鸿胪井碑及碑亭的研究与追索，跨越山海，从未止息。20世纪以来，乔德秀、金毓黻、瀛云萍、王仁富等中国学者，渡边谅、酒寄雅志等日本学者，一代代前赴后继投身其中，以严谨的学术研究追溯文物脉络、佐证历史真相。中外民间团体、高校及国家相关部门也积极行动，向学界及公众广泛传播唐鸿胪井碑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多方努力持续推动着唐鸿胪井碑及碑亭返还工作的进程。 今天，当我们在上海翻开《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时，碑身之上层层叠加的明清题刻已成纸上墨迹，学者们的研究跨越山海却难睹实物真容。 这座重达9.5吨的石碑，在日本皇宫的角落里沉默了一个多世纪。日本宫内厅公布的近景照片中，碑亭柱上清晰的断痕，无声诉说着暴力切割的惨痛历程。 从旅顺黄金山到东京宫城，唐鸿胪井碑的轨迹刻下了民族文物流失的屈辱记忆。它的归家之路，仍等待着国际正义的最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