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之名，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祭品。中方对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表示严重关切，同时坚决反对、严厉谴责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日方的两个危险动作看似独立，实则互为表里，再度揭示了日本“再军事化”狂飙的危险性，其背后是右翼思想内核与战略扩张野心的共振合流。在对军国主义历史顶礼膜拜的政治生态中，日本这种以“国家正常化”为名的战略转型，将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直接威胁。 防卫装备出口规则的修改，是对“和平宪法”第九条核心精神的实质性掏空，已然成为日本战后安保政策具有颠覆性的转折点。过去，日本的军事装备出口严格受限于非战斗用途。此次修改取消了这一限制，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杀伤性武器不仅可以流向国际军贸市场，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介入处于冲突状态的国家。日本从战后恪守“不助长国际冲突”原则的和平国家角色，摇身变为全球军火供应链的“主要玩家”和地缘冲突的利益相关方。 日本国内有舆论辩称，这一政策松绑意在盘活国内萎靡的军工财产，通过规模化出口降低研发成本，进而反哺自卫队的高精尖武器装备更新。但其并未提及的是，日本企图通过“军火外交”强化与美、英、澳等防务伙伴的同盟关系，将其自身更深地嵌入西方军事体系中，以换取所谓的“大国地位”。当出口杀伤性武器的禁忌被打破，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专守防卫”原则已经沦为遮羞布。这种法理上的“切香肠”战术的最终目标，直指完全修改“和平宪法”。 2026年4月16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抗议者手持标语参加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企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献祭的性质则更加严重。靖国神社不仅是一个宗教场合，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图腾。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节点，高市早苗公然以日本首相身份向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祭，不仅是对二战受害国人民情感的公然践踏，更是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的隐性否认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直接挑衅。高市政府此举，意在向日本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兑现政治承诺，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洗白侵略历史，并试图进一步抹除日本社会对战争悲剧的负罪感与反思。 日方的两个危险动作，共同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基因死灰复燃的逻辑闭环。随着安全政策渐进式地层层突破战后禁区，日本正在愈发逼近战争风险。为了从思想上消除民众对战争的天然抵触情绪，日本执政当局持久以来打着“自主防卫”和“应对周边安全威胁”的旗号，不断制造安全焦虑，以此作为修宪扩军的合理化借口。此外，单纯的危机叙事并不足以支撑持久的军事化转型，必须辅以内部价值观的重塑。为靖国神社正名，恰恰就是日本右翼试图在社会层面重塑的扭曲国家认同，将军国主义思潮包装成当代的“爱国主义”。 物理武装与精神洗脑的同步推进，意味着日本正在主动背离战后和平发展轨道，其所标榜的“正常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摆脱战败国身份、不受“和平宪法”约束的“能战国家”。作为一个至今没有完成与侵略历史切割，并且有着深厚技术积累的工业大国，日本的“再军事化”转型将对亚太乃至全球战略稳定发生严重负面影响。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直接刺激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而日本作为美国的“印太副警长”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也将极大增加地区对抗冲突的风险。 遗憾的是，当前尚有不少国家未认清或未能足够重视日本转型带来的危害。作为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中方发出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日本的“靖国史观”和军事狂飙已经出现共振，国际社会应当从中嗅到危险气息。国际社会需要认识到，日本越是试图通过篡改历史记忆来实现国家“正常化”，越是暴露出“不正常”的危险躁动；越是试图修宪扩军，越是暴露出其狼子野心。日本社会也需要更多人的觉醒，因为建立在虚假历史叙事和激进军备扩张之上的所谓“正常国家”，带给日本绝不会是真正的安全与自立，而是再次滑入深渊的危险后果。（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