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8日，应急管理部正式公布了新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在这份新规中，隐瞒采掘工作面或者下井人数，过滤、篡改、屏蔽、隐瞒或者销毁井工煤矿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位置监测系统、有线调度通信系统、视频监视系统或者露天煤矿边坡监测预警系统数据等操作，均被明确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事故暴露出的问题远不止爆炸本身：企业提供的图纸与井下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发现了隐藏巷道；大量矿工未佩戴定位卡下井；瓦斯监测数据被故意规避…… 一家年产能120万吨、理论上拥有完善预警系统的煤矿，为何仍然无法阻止悲剧发生？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更长效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管机制？ 周林（化名）是某国有煤炭集团原信息中心主任、国家级某煤炭基地负责人，在煤炭集团工作跨越20年，煤矿井下工作13年。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煤炭行业安全管理投入巨大，但大多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人盯人”模式上，安全压力传递方式大多停留在时间消耗上；智能化建设被寄予厚望，却因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无法形成良性供需循环，导致智能化系统建设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影响常态化运行。“归根到底，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 《中国新闻周刊》：在留神峪煤矿事故中，隐蔽工作面引发了很多讨论。从行业现状来看，此类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它为什么持久难以消除？ 周林：隐蔽工作面并非只有私营企业存在这种情况，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比较普遍。在有的企业，隐蔽工作面是为了牟利。在有的企业，隐蔽工作面是为了保衔接。 煤矿的开采工艺决定了必须保证采掘衔接。开采期间，为保障工作面接续，需要同时开拓两三条掘进和开拓巷道，每个煤矿的资源禀赋、地质条件和生产管理组织水平并不相同，部分煤矿的管理水平达不到高效衔接，就会采用多个掘进和开拓工作面来保证一个采煤工作面的接续。 一个工作面是依法设立获批的，还是隐藏的，只有管理人员才清楚。定期报送的相关图纸资料需要五六名管理人员签字才能报送，加盖公章后在监管部门备案，这些环节工人基本接触不到。因此，工人下井作业时，并不知道自己所在工作面是否合法。 不论国有还是私营煤矿，其实都怕出安全事故。他们在隐藏工作面里也会部署瓦斯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但这些数据只有矿上的管理人员看到，不会上传给监管部门。 周林：自2000年左右起，煤矿安全投入和装备投入大幅提升，大动力设备普及，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但安全管理手段，底层逻辑上还是靠人管人，安全管理的技术手段没有能够普及、常态化使用，譬如隐患排查和双预控等。 监管部门推动“无监控不作业”，井下布置了大量视频监控。但实际上，调度室的屏幕只要跨越20个画面，调度人员就不可能靠眼睛实时发现问题，视频监控基本成了事后追责的依据，而不是事前预防隐患的手段。 比如，一名在大型矿井工作的8点班下井的工人，早晨5点多出门，一天实际工作时间跨越12小时，班前会、班后会、月度安全会、季度安全资格证培训，甚至工会系统还会组织活动把家属请到井口，强调家庭责任、不得违章，工作期间还会有跟班领导随时抽查，要求背诵操作规程和施工案例，背不上来当场就会被扣罚绩效。 当前的管理理念是“未病先治”、从治理事故转向治理隐患，这其实很先进。但当这种安全压力更多是向下传导时，边际效益极低。尤其是在隐蔽工作面作业的人员，大多是没有正式编制、缺乏劳动保障的外包队。外包队工人没有选择、没有保障，明知危险也不得不干，因为他们缺乏与企业谈判的资本。这种不公平最终传递到了最基层的劳动者身上。 此外，在现行机制下，在管理规范的煤矿，工人违章，矿长、科长、总工程师、副矿长等管理层要一并受处分。也就是说，当前管理机制只允许经验积累，不允许任何教训发生。这就导致有经验、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极其薄弱。 2000年前后，煤炭集团的技术人才储备非常充裕，而现在岗位大量空缺，很难选出合格的矿长，有的人因连带处分离开生产管理岗位，转入行政或党群等非生产性岗位，影响了管理者的工作积极性。人才储备极度短缺问题在煤矿领域尤为突出。 而从监管层面看，当前的检查要求是：如果检查不出问题，就意味着检查工作本身存在问题。一些检查甚至形成了默契：检查必须带走一些问题，矿上便提前准备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供检查人员记录。 归根结底，所有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人。如果煤矿经营者有底线、有良知、对安全怀有敬畏之心，事故不会发生。如果监管人员具备专业能力、有基层经验、能够令行禁止，事故隐患可能早已被排除。 《中国新闻周刊》：从这次事故来看，瓦斯传感等成熟技术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你也提到智能化建设实际效果不理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障碍在哪里？ 周林：如果智能化建设能够真正落地并常态化运行，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井下爆炸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甲烷浓度5%至16%（一氧化碳浓度12.5%至75%），氧气含量12%以上，以及存在650度以上的明火。按照现行规程，瓦斯浓度达到3%就必须断电撤人，如果这些动作能够依靠智能化系统做到自动感知超限、自动断电无须人工干预，爆炸就不会发生。同样，对于工人跨越刮板机等违章行为，现有技术完全可以实现实时的活体识别并自动停机，避免机械伤害事故。 其实数据采集端不准确的问题，在技术上有解决方案。例如将系统架构从端侧控制改为云边协同，把控制权上收到中心侧。中心侧没有生产安全压力，纯粹扮演监管角色，能够更负责地检查每个端侧设备是否正常工作、数据是否异常。 然而，这个方案对专业能力要求比较高。当前智能化建设的最大痛点，是既懂煤矿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与此同时，一些煤矿企业领导主观上认为智能化没用，从主观意识上否定智能化的价值，自然不会推动智能化系统的常态化运行。 周林：复合型人才的作用体现在建设和使用两个环节。在建设阶段，需要懂煤矿业务的人了解一些数字技术的基本知识，以业务驱动技术方案设计，才能保障系统建成后的常态化使用。例如：传感器的布设位置有明确的规程规范，但非专业人员看不出差别，懂业务的人知道位置不同直接影响监测效果，能够对系统合理性进行把关。在后期使用阶段，需要有懂一些基本信息技术的人常态化运维系统，让其正常工作，同时结合使用过程中的问题对系统进行优化迭代，让系统越用越好用，而不是在系统出现故障后丢在一边不再使用。 当前的核心问题是，煤矿作为需求方难以提出自身需求，也不了解行业有哪些新技术可以响应自身管理需求；而信息技术厂商的大多数开发人员缺乏煤矿生产知识，无法提供有效的需求分析。双方“鸡同鸭讲”，建设出来的系统自然难以适用。如果依靠实地调研来弥合这一鸿沟，效率太低，因为每个煤矿的需求都是个性化的，厂商按项目制开发一套系统，往往无法推广到其他矿山。 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去年批复了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煤炭行业争取到一个。中试基地的作用是搭建矿端需求与开发者能力之间的桥梁，将高价值应用场景在中试平台上进行测试和孵化，开发企业所需的模型、算力和数据等要素也可以从平台获取，从而提高对接效率。 以这次事故为例，如果通风系统从简单自动化升级为人工智能体管理，当瓦斯浓度跨越3%时，系统自动决策、自动断电，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爆炸大概率就不会发生。 周林：并非所有煤矿都有保供指标。产煤大省的保供任务主要由省属国企承担，私营企业通常会设法减少自己的保供指标。保供煤按国家定价销售，而非保供煤按市场价格销售，两者价差很大。即便有保供任务，企业也不能超能力生产。保供指标是在其核定生产能力内，要求拿出一部分煤按保供价销售，而非要求其突破产能上限。 那么保供压力与隐蔽工作面有没有关系？对于私营企业而言，保供指标确实会带来利润损失。例如一个核定产能10万吨的矿井，被要求2万吨按保供价销售，它就损失了这2万吨的市场差价。为了弥补损失，企业会采取两条路径：一是找各种理由减少保供任务；二是通过额外超产来填补利润缺口。从这个角度看，私营企业确实存在超产的动机。但这不等于保供任务直接导致了隐蔽工作面，因为保供指标本身是动态调整的——当煤矿因地质构造等原因生产能力下降时，行业监管部门会将其保供任务调整给其他正常生产的煤矿。 周林：通过几轮的兼并重组，在一些产煤大省，大部分井下从业人员属于大型企业的正式职工，停产期间收入可能有所减少，但不至于生活无着。受影响最大的是外包队伍，他们按日结算工资。 安全生产的关键不在于短期的检查行动，而在于借助此次事故，建立常态化的风险预防机制，用系统性思维和常态化的技术手段消除隐患，而非事后层层检查了事。 2024年我国新能源装机容量虽然跨越火电，但从发电量和供电稳定性角度衡量，煤炭仍是中国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压舱石。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没有改变。事故不会改变煤炭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的兜底地位，但会推动煤矿生产作业管理方式的改进。